不论经贸发展水平，还是文化繁盛程度，唐宋都是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时代。而彼时，帝国兴衰，乃至城市起落，都与一条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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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汉大一统格局崩溃后，经过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隋唐宋时期，政治上重现大一统局面，经济上却仍激流涌动：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仍然留在北方，但经济重心已经南移至江淮一带。如何把南北方连系起来，以便江淮地区丰饶的财税和物产能够供给中枢，成为首要问题。
在著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昇看来，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正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
“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兴衰隆替，其关系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
他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中指出，运河与此后唐宋帝国势运盛衰消长，发生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其不仅发挥着沟通南北的命脉作用，更深刻影响着经济地理格局。
当运河能充分发挥连系南北作用时，“帝国便要随着构成分子凝结的坚固而实力雄厚，国运兴隆”；反之，如果运河受到阻碍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帝国便随着构成分子的离心力的加强而势力薄弱，国运衰微”。
一条十分清晰的脉络是，军事政治中心城市沿着运河从长安到洛阳、开封，再到杭州，甚至衍生出影响中国城市格局的“大运河城市群”，皆与这条南北动脉息息相关。
从长安到洛阳
为游幸江都（扬州），隋炀帝从大业元年（605年）起开凿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永济渠、江南河，构建起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的大运河，使得南北水路交通干线大为缩短。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图片来源：洛阳网
这条运河成为日后唐宋帝国最重要的生命线。
在秦汉及以前，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均在北方。以关中地区为例，彼时土地、人口分别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十分之三，财富却占据全国十分之六。
而汉末以后，长期战乱导致土地生产力日渐耗竭，即便是唐宋时代，耕地面积也是一天比一天减少。比如，秦汉开的郑国渠和白渠在关中一共灌溉四万顷（1顷=100亩），到了唐代一度减少至六千二百余顷。
与此同时，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江淮地区成为真正的财赋之区。在唐代，国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人口激增，政府组织扩大，需要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大量物资，尤其是米来接济。
运河随即开始大显身手。在江淮和长安之间的洛阳成为转运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物资由江淮到达，再转运至北方各地。但最难的还是长安至洛阳间的八百里，须经黄河进入渭水，交通困难，造成北运物资多半集中于洛阳，不能大量运抵关中。
在这种背景下，洛阳的地位迅速攀升，成为与长安平行的“东都”。每当关中粮食因供需失调而发生荒乱时，皇帝百官乃至普通兵民就会迁移至此，就近消费江淮的“租米”等物资。从唐高宗以后大约80年左右的时间里，皇家常常往来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武后一朝更是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洛阳居住。
不过，唐玄宗开元年间，随着裴耀卿及韦坚等对漕运分段运输等改革，洛阳以西的交通得到极大改善，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不必再先集中于洛阳，而是直抵关中，且运输量较过去也大幅增长。由此，两都经济地位悄然转变，洛阳物资集散地的功能逐渐丧失，而长安的经济地位转而得到提升。
在全汉昇看来，运河运量的增加，显示出北方军事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密切，大唐帝国也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唐帝国进入极盛时期，与运输条件改善关系密切。
从开封到杭州
大唐盛世，终因“渔阳鼙鼓”惊破。
在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襄阳和邓州）外，安禄山军队沿着运河向东南冲击睢阳——江淮流域的屏障，大唐帝国迎来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
最终，张巡等孤军死守睢阳，才最终保住江淮经济中心，扭转局势。随着叛乱平复以及刘宴的漕运改革，运河逐渐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但运量却较开元天宝时期大为缩水。尤其是这次漕运改革留下漏洞——“运河的作用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
这使得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被大为削弱，大唐帝国亦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此后的势运逐渐走向下坡路。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污泽，淤塞而不宜航运。大唐帝国奔溃后，五代十国时期，“运河既因淤塞而不能发挥它连系南北的作用，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自要跟着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分离而势衰力微……”
时至北宋开国，运河又重新被疏通，而宋太祖平定江南各地，逐渐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和经济重心南方重新连系起来。中央集权政策下，政府须集重兵于中央，粮食需求剧增，运河旁南方米粮更容易运到的汴京（开封）成为首都。
本来，鉴于汴京无险可守，宋太祖曾想把首都迁往形势险要的洛阳甚至长安，但因为开封便于漕运，这个计划只好完全打消。
《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中提及，北宋时代，运河每年运送五百五十万石至六百万石的米以及金、银、钱、帛等其他物资。这些物资不仅用来养活驻守汴京的数十万军队，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一部分还会向北转运至河北、河东（山西）以及陕西等路，以供养驻军应对契丹、西夏等北患威胁。
这也说明，北宋的运河不仅是供养中枢的生命线，亦承担着国家部分宏观调控的功能。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稳定连结，也使得北宋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中站稳脚跟。
不过，北宋末年，转般法（分段运输）改为直达法，花石纲耗费运力以及后来汴京被围和运河上游的溃决，运河再无法承担连系南北的作用，国力被大大削弱，难以抵挡北方新兴民族女真的侵略。
之后，金和南宋分别占据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土地，运河被切为两段，其持续数百年联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淮河以北的水道，因为水流断绝逐渐变为麦田或马道；长江以南镇江至杭州段，则成为南宋行都临安（杭州）和全国各地联系的重要交通线，继续发挥作用。
从运河的视野来看，从长安至洛阳，从开封到杭州，运河始终是唐宋帝国的生命线，运河通则国家兴，运河废则国家衰。
重塑城市格局
回顾唐宋帝国的历史，国都从隋唐宋时期开始，沿着长安-洛阳-开封-临安从西向东迁移。这与运河的脉络走向高度一致，并非简单的偶然，而是暗合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必然趋势。
洛阳和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都，跟运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唐代，洛阳位于运河最北端，由江淮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才分配至北方各地。
这种不可替代的枢纽位置和物资储备优势，使其成为“东都”。从另一层面来看，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帝国的政治重心已经事实上东移，通过运河达成和经济重心的紧密联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重心更进一步向更靠近运河河道的汴州迁移。汴州是南方北运物资必经之地，足以控制运河的交通。比如，唐末朱温便以汴州为根据地来争夺政权，后梁、晋、汉周等均在此建都。
及至北宋开国，为长期获得大量粮食供应，以养活中央集权政策而屯驻中央的几十万军队，政府不得不在这个过去三百年内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建都。
从这一维度来看，运河成为唐宋帝国经济地理变动的重要推动性因素，而洛阳、开封、乃至杭州之所以能够在唐宋时代崛起，成为盛极一时的经济发达城市，跟运河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看来，大运河作为交通主干道，最核心的功能是打破地理和行政区阻隔，促进各种要素的集聚、碰撞和融合，因此成为推动古代中国发展的“大动脉”。在他看来，这些大运河沿线城市就是“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
实际上，随着大运河兴起，沟通江淮和关中地区的扬州崛起成为大唐帝国第一经济强市，沿线的楚州（淮安）、苏州、杭州、润州（镇江）、徐州等城市也纷纷“组团”崛起。
在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过程中，这些沿线城市亦因为大运河的兴衰而成为区域经济最活跃的力量，不断搅动着中国古代的城市格局。如今，大运河正在逐步复苏，尤其是“一省一港”背景下，更多沿线城市的航运及文化价值有望被重新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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