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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击败汤唯（《分手的决心》）、玛丽昂·歌迪亚（《姐弟》）等大热选手，夺下最佳女演员奖的女性题材罪案片《圣蛛》，释出了资源，随即成为电影大V们热议的对象。
影片由伊朗裔丹麦籍导演阿里·阿巴西执导，改编自2000年发生在伊朗宗教圣城马什哈德的真实案件，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神秘连环杀手，他以净化城市、清洗街头罪恶为名，连续残害了16名妓女，被称为“蜘蛛杀手”。
【资料图】
影片女主角、新晋戛纳影后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饰演了一名心怀正义的伊朗女记者，她假扮妓女、深入虎穴、揪出了凶手，但在法律审判来临前，却发现整个社会开始奉“蜘蛛杀手”为英雄，这使得她追寻正义的机会变得渺茫……
结合题材和时局，这部聚焦连环谋杀案的影片可谓罕见又应景。
《圣蛛》所描述的恶性社会案件无疑突破了伊朗当局的电影审查底线。
导演起初计划在伊朗拍摄，也做好了被当局删减的准备，但删减版剧本送审一年却没等来官方的任何回应。自知已被伊朗官方软性拒绝，这部由欧洲四国（丹麦、德国、瑞典、法国）联合制作的“伊朗凶杀故事”，遂在约旦开始了拍摄。
而且，影片主打犯罪暴力和凶险解谜的类型化属性，与外国观众印象中文艺、抒情化的“伊朗风格”背道而驰。
它无关大师阿巴斯式的乡土诗意和影像哲理（《生生长流》《特写》），也不是法哈蒂以小见大、抽丝破茧的社会派透析（《一次别离》《推销员》），更没有马基德镜头里催人泪下的弱者温情（儿童题材如《小鞋子》《天堂的颜色》）。“伊朗电影有太多隐喻，比如风中的花瓣，但我认为电影是一记耳光”，表明了导演不跟从，且试图突破的态度。
影片开场就是妓女大尺度但“怪异”的裸露镜头（头上包着黑头巾却露着上身），凶手买春的性场面过后就是无遮掩的谋杀......暴力、色情、凶残联合贫穷、毒品、罪孽在这座“圣城”横行，伊朗无序又绝望的底层世界就这样暴露在银幕上，观者很难不产生文化印象和视觉上的震惊。
即便此类“肮脏”的连环凶杀案，放到变态杀手成堆的西方电影里并算不上什么。
影片携带的“震惊”和“突破”与伊朗的社会文化语境紧密关联，它的“应景”也无比恰巧地呼应了伊朗国内当前焦灼、激烈的妇女抗议运动。
今年9月，伊朗一名年轻女子因头巾（hijab）“戴得太松”，涉嫌违反头巾法被当地道德警察（特有警种，主要任务为监督民众执行本国的着装规范，该规范要求女性戴头巾遮住头发并穿宽松的衣服）拘留，并疑似遭到暴力审讯而意外死亡。
她的死亡成为伊朗爆发全国性示威、抗议的导火索。从伊朗妇女集体焚烧头巾，到世界杯上伊朗队不唱国歌，再到“取消道德警察”的假新闻风波，伊朗女性的生存处境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以“女性”、“暴力”、“反抗”为关键词的《圣蛛》，正中舆情、社运的红心。在片中扮演追凶女记者的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也用真实的身世经历，为角色和影片增添了一抹浓重的反抗色彩，可谓人戏呼应——
16年前，因前男友外泄隐私视频，她从伊朗当红的女明星，跌落成污点艺人。身为受害者，她却要承受来自家族和公众的双重谴责，并面临鞭刑与牢狱之灾。为了拒绝这种不公正待遇，她出走本土、流亡法国，并在欧洲继续拍摄讨论女性处境的影片，最终凭借《圣蛛》荣膺戛纳影后。
戛纳得奖后，这部“政治无比正确”的影片也毫无疑问地被选为丹麦明年的“冲奥片”，不少业内人士甚至都预言它将无条件直通到“最佳国际影片”的最终决选环节。尽管伊朗文化部曾公开发公文谴责，有的极端组织一度对主创发出死亡追杀令。
但“罕见、应景与大义凛然”，并不代表这就是一部无可置疑的神级佳作。
实际上，自戛纳亮相以来，影片就落入了两极化的口碑争议。“社会价值大过艺术价值”，戛纳授奖的政治声援意义大过主创们的艺术成就，更是不少观众心照不宣的共识。
网友评价
光是戛纳评审团授予的最佳女主角奖，就存在一定争议——
影片并非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戏”，而是男杀手行凶和女记者调查双线并行的对垒斗法。
中后段人物刻画的侧重点，甚至拐到了男杀手身上，而非挺身而出的女记者和女性受害群体，有明显的方向偏差。
这也指出了片子最令人遗憾的缺陷：
有一个深度、噱头两不缺的极佳社会罪案题材，但主创却无法在犯罪类型片的基础上，继续升华出严肃、深刻的社会分析内涵，只能按照最基本的类型要求，呈现一种骇人的邪恶，描绘一种令人恐惧的暴力，速写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体系性不公和文化歧视，实现感官上的刺激，完成常识意义上的“国情普及”。
也难怪“社会价值大过艺术成就了”。
从影片耸动的故事简介，很容易让观众想起一些经典的连环杀手片，比如《七宗罪》，比如《杀人回忆》。
女记者的角色，是该类型的标配，类似私家侦探或惯于自主行事的警察，往往能以最敏锐的双眼和稀缺的耐心与勇气，引导着观众发现真相的人物，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肩负最珍贵的信仰和希望。
到了《圣蛛》，这个角色继续充当眼睛、大脑和良心，引出了一些社会观察内容，比如很多妓女因吸毒、贫穷等系统性的社会弊病落入该行当。宗教传统与现行的父权社会体制联手助长厌女观念。
比如，大街上一位平平无奇的出租车司机会满脸嫌恶地拒载妓女，只因觉得她“脏”。
城内连续出现好几桩妓女谋杀案，早就该启动调查的辖区警察却无动于衷，而是放任“蜘蛛杀手”继续行凶，只因他们觉得“这不重要”。
女记者试图如实报道却被主编叮嘱别提宗教，因为“这是上面的要求”。
好不容易，凶手被捕，受害群体无人在意，凶手却能成为媒体的宠儿，从罪犯变为“宗教明星”。而他本人屠杀女性的行为，也能被宗教教义粉饰，成为“清洁城市”的“壮举”，并收获一大群支持者。
从普通人的观念到舆论引导；从宗教机构的“神隐”、“不可说”，到政府的腐败和失职，在这些典型的细节中，观众可以看见社会系统对底层女性群体（尤其是妓女）的严重歧视和隐形残害。
在此之外，这位女记者也背负着显著的性别意义。
在调查过程中，她屡次遭遇警察骚扰、被路人训斥“戴好头巾”、被宗教领袖辱骂，“从上家报社离职是因为勾引男主编”的无根谣传也在这座宗教圣城里扩散。
被前上司骚扰，举报后反被开除报复；来到新城市刚开始履行本职工作、报道案件，就被扣上一顶“荡妇”帽子……女主人公一路的调查经历，可谓“典型”。在性别意义上，这位有一定经济能力和学识教养的职业女性，其实也和那些妓女一样，经受着共同的侮辱和损害，没有例外。
但可惜但这种既观察社会，也反诸自身的女性视角没有一直贯彻。
对于女记者，一个在真实案件里不存在，为影片所虚构的主要人物，导演似乎兴趣有限、塑造能力也有限，完成了破案的硬功能和女性地位影射的软功能后，就没有多少戏份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有犯罪类型噱头的变态杀手戏码。
影片以极大地专注，无不详细地刻画杀手男多次行凶的过程，以及他看似正常的家庭、社交生活。
导演这么做的想法可以理解，控诉恶魔，首先要了解恶魔是怎么变成恶魔的。通过展示杀手男的“双重生活”，以及他令人发憷的某些行为细节，观众可以看到了他身上的代表性，了解到他是一个参加过圣战的狂热宗教分子，无法重回世俗生活，有性变态心理等等。
但说到底，这些社会、人格层面展示，也都是变态杀手电影里常见的归因总结。占据大篇幅的暴力描绘，仅停留在“尺度惊人”、“看起来比较真实”这些感官层面上，不具备更有穿透力的省思。
而且，男女主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各自为战，你杀你的、我查我的，不说心灵观念了，就说表面情节，也没有什么碰撞，激发出什么悬念或危机感。单看犯罪类型完成度，其实也不算成功，只能说暴力元素确实夺人眼球。
到了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杀手男被捉拿归案，即将迎来审判的段落，影片又一次方向急转弯，从侦探-杀手主导的犯罪片，转向了试图剖析体制、文化的社会剧，开始义正辞严地刻画公众和各大机构的反应。
法律判决来临前，凶手的妻儿依然在谴责妓女肮脏，声称自己的丈夫和父亲无罪，并获得不少民众声援。
舆论环境也维护了这种极端的厌女文化，是性别暴力的温床。
受害者家属则表现出典型的“受害者有罪”心态，认为自己的女儿确实有辱风化，不想把事闹大，只想拿钱消灾。
真正应该站出来回应的宗教和政府，前者选择与这位极端分子割席，后者则完全受利益主导，只希望在大选前，法庭赶快判决平息事态，不要让舆情影响政局。
就这样，影片短暂回归到了国际观众所熟悉的“伊朗现实主义电影”路线，匆匆勾勒了一幅简单、刻板，但又很难说它“错误”的社会结构素描。观众很难获得什么新知或情感震撼，看起来就是不咸不淡、不温不火、不高不低。
虽说罪证确凿的男杀手最终被判处了死刑，女主也在末尾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再度走入人群，完成影片最后的仪式，但观众却很难产生真正的欢欣和“觉醒”。
女主的乐观，就像影片的“乐观”，接近于一种表达上的肤浅和思考上的懒惰，远不如《杀人回忆》里，宋康昊眼神里的仓皇来得复杂和发人深省，但两片的水准差异也不只表现在结局了。
整体来看，《圣蛛》拿奖或许是对主创们苦劳的一种肯定，另一种层面的“水”到渠成。在某种程度上，片子也和伊朗目前的局势如出一辙——制造了一些变化，但远未到达成功。
（文/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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