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鲁豫观影团 2023春日特别放映活动“波兰电影展映”第二场如期举办，这一次我们带影迷观看的是：马切伊·佩普日察长片作品《生命如此美好》和马塞尔·罗欣斯基短片集《国王》《我的位置》《一切皆有可能》。
马切伊· 佩普日察的另一部电影作品《盲琴师》曾于2021年年底在中国上映，马塞尔·罗欣斯基的短片作品也曾在国内金红棉影展上放映过。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活动当天，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两场放映的专属纪念票根，使馆文化处也特别定制了明信片和记事本送给每一位到场的影迷。
两场电影放映之间的茶歇时间，也依然准备了波兰特色甜点和饮品，希望可以让影迷们拥有更为丰富和愉快的观影体验。
本次活动的两场放映作品，在鲁豫看来有点像文学写作中的“虚构”与“非虚构”，但二者之间却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生命如此美好》虽然不是纪实影片，却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
男主马特乌什天生患有脑瘫，无法正常说话，只能勉强靠抽搐的手指和含混不清的呜咽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童年早期，他被诊断为没有感受、没有想法、与植物并无两样的智障人士，但25年后，马特乌什证明了自己非但不是智障，而且还很聪明。
这部电影是他生平的编年史，在马特乌什的回忆中，你会看到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成长过程，他的悲伤与快乐。你会看到他是如何被送入智障托养机构，又是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感知有情绪的“正常人”。
本片导演兼编剧马切伊·佩普日察（Maciej Pieprzyca），1964年出生于波兰卡托维兹，毕业于西里西亚大学政治科学与新闻系、洛兹电影学院编剧系和卡托维兹电影学院导演系，曾经做过记者和影视编剧，也拍过一些纪录片，所以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些纪录片的镜头语言。影片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在真实的智障疗养中心拍摄，其中一些角色也是由真实患者所扮演。
在佩普日察看来，生活中的快乐与伤悲没有明确的分割线，更多时候是介于二者之间。人生既是悲剧，又是喜剧，而《生命如此美好》便是这样一部“悲喜剧”。尽管主角的经历很悲伤，但电影却让人相信，意愿和精神可以克服个人的局限性，只要不放弃，幸福一定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
本片男主角马特乌什的扮演者大卫·奥格尼克（Dawid Ogrodnik）也是《盲琴师》中饰演男主的演员，他出生于1985年6月15日，毕业于波兰国家高等戏剧学校（PWST），是一座专门培养演员和导演的公立大学。
奥格尼克在表演方面一直有着显著的才华，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的角色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只能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展现，如果演不好，很容易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在演一个残障人士。
鲁豫在映后时聊到，大卫·奥格尼克当初去试戏时，其实内心很纠结，因为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之下仅靠表情肢体动作演出这样一个人物。后来他为了接近角色先是减重10公斤，又花了几天时间一直躺在床上看向窗外——做出和电影中马特乌什同样的举动，通过极其有限的视线来与这个世界建立起某种脆弱的连接，以此来体会马特乌什的内心想法。他还将马特乌什的内心独白全部写在纸上，贴到自己房间的墙上。
奥格尼克以这种方式走进马特乌什的世界，又用细腻精湛的表演将马特乌什的世界呈现给观众。当你看到最后奥格尼克与马特乌什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同框时，内心会受到强烈的震动，这种感觉就像鲁豫在映后时所讲：“这个场景让我们明白，马特乌什这个角色的确是由一个演员扮演出来的，因为大卫·奥格尼克的表演实在太出色了，出色到很多时候你会完全忘记这是一个由演员扮演出来的角色。”
观影过程中有两处场景让鲁豫特别感动。一个场景是马特乌什终于向外界证明了自己不是一棵植物，这个片段也是全片高潮，极为催泪。另一个场景是母亲去探望儿子之前，先躲在门口平复了一下情绪，这个举动像是在给观众传递一种信息：母亲正在为自己做心理建设，她其实是在咬着牙硬着头皮去见她的儿子。
“那一刻我们内心其实是会崩溃的，你会觉得如果连妈妈都不爱这个孩子，那还有谁去爱他呢？但妈妈首先是个人，是人就一定会有自己脆弱的时候，会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就像每个成年人晚上下班回家后，可能也会有一刻躲在车库里面不想下车，不是因为你没有爱，只是因为你是人，你会有脆弱的时候。那一幕是特别打动我的，因为那是很真实的人性的反应。”
观影过程中，鲁豫也一直在问自己：电影片名叫《生命如此美好》，但主人公的生命究竟美好在哪里？“他的生命中当然会有一些美好的瞬间，可是那些美好的瞬间都一个一个消失掉，给他带来美好感觉的人也一个一个离他而去，这种时候你会疑惑，他的生命美好在哪里？”
一个在公益组织里工作的观众说，他在观影时也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好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我多么卑微，甚至我都无法去正常表达内心的想法，但是我仍然可以坚强地活着，甚至用我的方式去尽可能地把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
他还说道，马特乌什只是身体在某一方面有残疾，没办法正常表达自己。但如今这个社会上，几乎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马特乌什，“我们的肢体可能很健全，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也非常好，但经常会觉得内心孤独，很多人无法和别人沟通，自己想表达的别人听不懂，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人和人之间最大的障碍也来源于此，所以现在整个社会上各方面的精神和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电影和这样的活动唤起更多人去关注这类人群。”
现场还有一些观众提到了影片每个章节中间出现的符号。
这些符号贯穿全片，其含义依次为：证明、魔法师、男朋友、一切都会好的、微笑、文字、人类、生命如此美好。
一位观众说，她在刚开始看的时候还不清楚这些符号是什么，直到影片后半段揭晓答案：这是马特乌什自己的语言。
“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如此的傲慢。全片男主其实并没有说话，可他是有表达、有思想的，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那个语言非常重要，不只是作为‘人’需要表达，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连接，让妈妈能懂他的话，让照料他的护工们也能懂他的话，那一刻他终于可以证明‘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棵植物’了，这是让我触动最大的一个点，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位观众还提到了影片中另一个重要元素：窗。“他无数次凝望外面的窗，窗口是他的眼睛，他的世界，也是他的内心，他的渴望。”她还观察到男主姐姐的变化，“姐姐后来对他的态度已经跟少女时期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不只是因为姐姐有了一定的人生经历，也是因为姐姐当了妈妈。”
关于这一点，鲁豫也给出了她的解读：“所有尝过人生酸甜苦辣的人一定会变得谦卑，变得能够特别善待周围的人，感受到别人的善意。还有一点，别人对我们的改变源于你自己的改变，因为马特乌什在别人眼中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周围人跟他互动的方式一定会有变化，即便亲如家人。这不是说人有多么势利，而是人性的本能。”
影片最后一幕也让人印象深刻：马特乌什用天文望远镜看着夜空中的星星，突然转过脸，直视摄像机镜头。
关于这个镜头，现场观众给出各自的解读。有观众提到了星星这个意象：“他用望远镜看着天空，说今天是哪颗星星最闪耀，然后转过来。我觉得导演是想表达，每个人都可以做天空中最闪耀的那一颗星，他转向镜头就是想说，你也可以是。”
还有观众说，马特乌什作为重度脑瘫患者，在影片中一直以来表现的都是无法和世界正常沟通，但他最后看向镜头，则代表经过这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放映，观众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他能够与观众进行交流了。
当天的观影活动，《我的巴比伦恋人》制片人朱墨女士也来到现场，并在映后分享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在朱墨看来，《生命如此美好》在色调上下了很大功夫，片中有一幕是男主看向窗外，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外面正在下雪。
“其实那是电影的一个分界线，从那之后急转直下，他被送去疗养的地方。而在这个画面之前，我们可以关注到，影片中有展示很多绿色的画面，包括他们的小花园、家里的陈设、墙纸、妈妈穿的裙子等等，全部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颜色，所以我觉得导演在这个地方是下了功夫的，他放进画框里的每样东西都是经过琢磨的。在这一幕之后，一直到后面故事的高潮，再到故事向一个更温暖的方向发展之后，一些绿色的画面又开始回来，这一点很厉害。”
此外，朱墨也表示影片最后演员和人物原型同框的场景特别打动她，“所有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真实人物原型的作品，对于人的触动都是极其强烈的，很多电影在最后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呈现，我觉得它情感的升华力量会是十倍百倍地放大。”
当天放映的第二场电影是波兰导演马塞尔·罗欣斯基的短片集：The king《国王》、My Place《我的位置》、Anything Can Happen《一切皆有可能》。 这三部短片分别拍摄于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
马塞尔·罗欣斯基生于1940年5月17日，毕业于华沙理工学院传播系，曾在华沙WFD纪录片工作室担任过几年音响工程师，1967年进入洛兹电影学院开始学习导演专业，其作品在众多电影节上拿过奖，是波兰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和故事片导演。
20世纪70年代，法国新浪潮的大风吹进波兰，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年轻有态度的电影人，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用作品揭示现实，他们时刻保持怀疑，倡导讲出真话。当时波兰诗人尤里安·科恩豪瑟和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所著的论文集《未被呈现的世界》，被视为波兰“年轻一代”的文化宣言。马塞尔·罗欣斯基是这一代的主要导演之一，所以你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看到极其强烈的批判意味。
1974年的《国王》，主人公毫无羞耻感地讲述自己在战争期间如何为德国军官缝制制服，又在战后如何为人民军队军官制作制服，现在又如何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咖啡馆，过着“国王”般的生活。在导演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的肖像，他总是有办法去适应他所生存的时代，但他的这种生存态度却非常值得人们深入思考。这部短片也在1978年热舒夫举行的第三届短片评审会上获奖。
到了80年代，马塞尔·罗欣斯基将他的镜头对准集体——1985年《我的位置》，记录了索波特一家著名酒店里的员工们的日常和心声，摄影机从锅炉房一直拍到经理办公室，包括厨房、洗衣房、衣帽间和客房等地，拍摄对象涵盖酒店每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从处于“底层”的锅炉工、清洁工、洗碗工、衣帽间服务员、女佣等人，到更高一个阶层的厨师、酒吧服务员、酒店经理等人，每个人都认为“我的位置”不可或缺，没有自己酒店就无法运作。
最终，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站在一起合影留念，组合成了一份“隐喻报告”，一具“社会模型”，展现出80年代波兰动荡社会中的一种“集体心态”。
20世纪90年代，波兰纪录片导演出现了明显的重心转移：从社会参与到哲学思考，从关注个体到关注人类。罗欣斯基正是其中之一。
他在1993年执导的短片89 mm from Europe《来自欧洲的89毫米》，展示了站台上相遇的“两个世界”：由火车乘客组成的西方世界和由白俄罗斯工人组成的东方世界。
从波兰城镇而来的列车在穿越苏维埃边界时停下来更换车厢车轮，只因为俄罗斯比欧洲国家的轨道宽89毫米。这一刻，车上与车下的两个群体在此相遇，他们彼此无法理解，短暂交汇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
这部短片曾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影片中和工人交谈的小男孩，是导演罗欣斯基的儿子托梅克·罗欣斯基（Tomaszek Lozinski），两年之后，托梅克又成为他父亲另一部纪录片的主角，正是我们在上周末为大家放映的《一切皆有可能》。
在1995年的纪录短片《一切皆有可能》中，六岁的托梅克骑着他的滑板车在公园里闲逛，他与那些坐在长椅上的老人们交谈，问题涵盖疾病、死亡、婚姻、孤独等等，这些问题如此普世却又如此深刻。
这部纪录片让鲁豫想到美国一档电视节目：Kids say the darndest things《童言无忌》。在她看来，马塞尔的镜头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应该是经过某种筛选，“因为只有老人和小孩最容易打开自己，也只有小孩有权利‘say the darndest things’，他问什么你都会原谅，而且效果是最真诚的，如果换作成年人来问这些问题，聊天很难继续下去。”
有观众说，小男孩和老人的对话组合让他想到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和孔子所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生命两端的群体对话，最终呈现出一种热烈的生命状态。
“所有小男孩和老人的对话，都会有另外一个属于小男孩的视角，影片没有被固化，没有好像一件事情发生后你只能悲伤，只能这样做，它反而提供了各种无限的可能性。就像这个片子里，有几个老人也会表达出一些让他们身不由己的人生结局，反而孩子会给我们呈现出‘一切皆有可能’。”
观影现场，马志伟先生还提到，导演马塞尔·罗新斯基在2005年，也就是拍完这部纪录片十年之后，又给他的小儿子托梅克拍了一部同样的纪录片——在同一个公园，选择同样的场景，只不过当年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五六岁的青年。
值得一提的，罗欣斯基的另一个儿子帕维尔·罗欣斯基（Pawel Lozinski）也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两人曾于2013年合拍过一部纪录片叫《父子之旅》。2021年疫情期间，帕维尔曾在自家阳台拍摄与过往行人的对话，制作成一部纪录片《阳台电影》Film balkonowy，也非常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马塞尔·罗欣斯基曾经表达过，说自己对单纯的纪录片和故事片都不感兴趣，他希望可以模糊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在自己的构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所以看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种感觉——你不知道哪里是演的，哪里是真实的生活。
朱墨说，这几部作品让她对波兰、对波兰人都有了一种想象。“这几部纪录片实际上都没有在体现多大的戏剧冲突，而是在展示一些更普世又更深邃的人生命题，我觉得波兰的作品都很具有人文关怀，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鲁豫也认为，这两周的放映，或许会让影迷们对于波兰电影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波兰电影里那种最普世的价值观、那种温暖与人情、那种对于生命的渴望和尊重，很打动人。”
这次波兰电影展映活动希望可以让大家觉得度过了两个有所收获的周末，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放映更多不同语种的电影，带各位去世界电影地图中继续探索“宝藏”，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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