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秒钟》预告片展现了一场放映事故。
一叠抻长了的、杂乱的胶片被拉木头的板车拖拽着，随后“躺”在地上，沾满尘土。放映员扯着嗓子跟观众解释道，“今天电影放不成，责任不在我们。”
突然屏幕一黑，“技术原因”四个大字打在了屏幕上。
一语成谶。
然而，就在距离首映还有四天时，《一秒钟》宣布因技术原因紧急撤档。
撤档，也在国内发生了。
《一秒钟》是一部关于胶片电影的电影。
张艺谋再一次聚焦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故事发生在西北某地，由张译饰演的劳改犯张九声为了在电影中寻找自己已故女儿的影像，悄悄从劳改农场逃出，徒步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漠，并威胁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放电影，一切仅为见女儿一眼，哪怕只有一秒钟。
张艺谋经历过那个胶片时代，他也在不断地缅怀那个时代。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一座青山环抱的村落中，放映员坐着老式三轮装载车来到村子，一场露天电影让整个村子都热闹了起来。大幕落下，孩子们搬好板凳急着占位置，大人们也里三层外三层的聚集在一起，人人都在等天黑。
终于，放映机打出一束光，观众们欢呼。直到电影开始放映，大家屏住呼吸，安静地看向屏幕，也有孩子累了，呼呼睡去。
在物质与精神皆匮乏的年代，人们对陌生的电影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与热情。张艺谋也是如此，电影于他而言，又多了一层意义——电影开启了他新的人生。
在拍电影前，张艺谋的社会角色是一个边缘人。
受制于家庭背景，他曾被划分为“黑五类”、“狗崽子”。张艺谋的父亲曾担任国民党军需官，两个伯父也是黄埔军校出身。
从左至右：张艺谋的叔叔、奶奶、小姑、爷爷、父亲
他渐渐形成了内向、压抑的性格。
后来领导索性直接把名字点到张艺谋头上，说：“张艺谋，你走吧。”
这样的日子，直到他上了电影学院也没能结束。
张艺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这也是我压抑的原因。”
好在命运节点在此发生。
张艺谋在电影方面的天赋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在这部被外界公认为“第五代开山之作”的电影里，张艺谋担任摄影。
张艺谋去繁就简，大胆运用了不完整甚至极端不对称的构图，风格夸张怪诞。在电影开始，故事在一个半封闭的洼地发生，夜幕沉沉，被关在随军监狱的八名罪犯密谋出逃。只见黒逡逡一片，在黑暗中人脸若隐若现，难以辨认，这样的镜头持续了整整九分钟。
在他的镜头下，人物常处于对角线或者角落的位置，有时人物只被镜头割出大半边脸。反派也好，英雄也罢，不再是观众以往熟悉的、贴有明确标签的板式，他们混为一体。在新的构图下，常常让人产生角色处于狭窄空间下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搭配极其冷暗的色调，不仅能准确地传递出人物心理，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走了“野路子”的《一个和八个》在诞生之初就注定不凡。
电影拿到北京北太平庄的“新影”放映厅放映，导演张军钊坐在后面的放映室，透过小窗子看到，影片结束后，全场站起来使劲儿地鼓掌，激动得不行。他知道电影成了。
第五代导演自此走上中国电影历史的舞台。
那一年，张艺谋不过37岁。
边缘人的身份，一度让张艺谋习惯用一种逆向的艺术表达方式——张扬的色彩、极致的形式等。
比如《红高粱》里的红。
而在余占鳌和九儿在红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戏中，镜头前的红更有层次了。
太阳把高粱穗子灼得红艳艳的，风声吹得高粱枝叶嚓嚓作响。高粱深处，余占鳌踏出一块平地，高粱折断落地，土是红的，穗子是红的，九儿的衣裳是红的，一层层红下去，又一阵强一阵弱。九儿躺在高粱地上望着天，余占鳌一节节矮下去，放恣的爱情激荡、原始的生殖崇拜也因颜色的衬托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筹备到拍完戏，电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杀口》，在最后电影送审时，张艺谋才改成了《红高粱》。那一抹红，抹去了政治说教，也淡化了时代背景，跃到台前的是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力以及让人震撼的张艺谋式美学。
张艺谋擅长运用色彩意象，同样的颜色被他用在不同的电影中，表达不同的寓意和情感。
图：《大红灯笼高高挂》
在幽深闭锁的深宅大院，红灯笼挂起、点亮、熄灭、封灯，每一个反复，就是一次太太们被宠、争权的轮回，周而复始。
灯一旦点亮，太太的屋内屋外就会被许多盏红灯笼环绕，但封建礼教和男权阴影的笼罩下，连生死都不由己，再多的红灯笼也无法点燃一颗死寂的心。
以红色为基调，随之弥漫开来的是欲望与蓬勃、血色与罪孽、压抑与悲凉，一切皆湮没其中。
极致的艺术表达，让张艺谋的导演作品迅速受到了认可。
他还记得《红高粱》获金熊奖的那天，自己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自《红高粱》引发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后，张艺谋被大批“揭露中国阴暗面”，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
他对当时电影背负的“过失”记忆犹新。
“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这次碰壁让张艺谋在表达上学会了收敛。但外界关于他锋芒尽收，向主流低头的声音又成了新一轮的争议点。
就连电影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厅内挂着“为中国电影加油、为出征奥斯卡助威”的大横幅，张艺谋同张曼玉、梁朝伟、李连杰等主演出席。
“中国式大片”成为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路径。两年后《十面埋伏》上映时，恰逢“国产保护月”，当时两部好莱坞进口大片推迟在国内的上映日期，为其腾出了近三周的档期。
资本和权力，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统一。
电影之外的资源，似乎成为外界对此更加确定的证据。
因为有过执导很多重量级国家演出项目的经历，“国师”的称号也随之而来。
对他来说，声望和光环不是缓解自身危机感的有效方式，他选择了惯用的方式——拍戏。
照片里，张艺谋带着黑色鸭舌帽，穿着运动服，摆出切蛋糕的姿势，神采奕奕，蛋糕上是一个场记板的图案。
“在一条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个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个繁华的街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围总是有很多的喧嚣，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离开，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鸡蛋，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部分参考资料：
2.《张艺谋寻找张艺谋》，江宇琦，毒眸
3.《为什么要骂张艺谋？——张艺谋批评史》，张英、平客，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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