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银幕上的女排记忆
发于2020.1.13总第932期《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1978年亚运会上的一幕。彼时，陈可辛只有16岁，对电影已经很有兴趣，曾在父亲的电影中客串过小角色，但那时的他不知道，自己会在13年后成为导演，27年后成为最早一批从香港来内地的电影人，更不会预计到自己会在41年后拍下一部以场上那个18岁女孩和那支运动队为主角的电影《夺冠》。
距离陈可辛上一部导演作品《亲爱的》，已经过去了五年。这五年，他除了在几部电影中担任监制外，忙活的两部自己导演的电影，都是体育片，一部是即将上映的《夺冠》，另一部是《李娜》。
漂泊者拍摄漂泊者
陈可辛觉得，这样的题材，可能已经有同行在筹备，他开始向电影局打听，发现竟然没人打算拍。
陈可辛决定邀请巩俐饰演教练郎平，黄渤饰演教练陈忠和，“郎平是一个家喻户晓，辨识度很强的人，你找谁演郎平可能观众都会觉得不像。合适的人，不是样子像，而是气场像。巩俐在电影圈的地位跟郎平在体育界的地位是匹配的，年纪也不差很多。巩俐身上那种霸气、倔强、强悍，是（跟郎平）很神似的。”
陈可辛在为《夺冠》选演员时，很看重演员在现实中的地位与角色地位的匹配性，“演这些算是很重量级的人物，（演员）一定要在观众心目中有一个相应的地位”，陈可辛说，他为袁伟民的角色寻找演员时，曾考虑过几个“德高望重”的演员，但很多年纪都太大了，与故事中袁伟民40多岁的年纪不匹配。最终定下了吴刚，“无论是他的气场、身份、地位，都是刚刚好的一个。虽然他也比袁伟民当年大，但80年代四十几岁的人，跟现在五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差不多，你找五十几岁的演员，去演当年四十几岁的人，感觉是对的。”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至于陈忠和的角色和演员选择，在陈可辛看来，“他和郎平一样，都是英雄，而且他更加接地气。真的需要黄渤这样的实力派才能实现。”陈可辛说。
陈可辛说自己很着迷于中国内地的80年代，这是他拍《夺冠》的另一原因。“内地突然间的那种百废待兴，大家看前面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我十几年在内地，听到很多我这岁数的朋友都在讲的，重现这样的感觉，也是这个戏让我很有满足感的地方。”陈可辛说。
这场胜利，填补了民众“文革”后长久的信心缺失，迅速被拔高到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之后几年，随着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郎平等女排队员成为80年代最红的明星。
陈可辛在讲述这些漂泊、无根者的故事，却总是带有一种脉脉温情。他将这一点归结为自己健康的家庭关系，“也许家庭关系不好的人，看事情会负面和苦涩”。陈可辛说，他和父母的关系很好，将父亲视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他将童年明亮的情感底色，延续到电影中。
陈可辛的电影在内地观众心中留下最深刻痕迹的，往往是那些能勾起集体记忆的作品。在他北上前，这样作品的代表是在其中采用了邓丽君音乐，讲述港漂的《甜蜜蜜》。陈可辛北上之后，典型之作是讲述改革开放后奋斗者的《中国合伙人》。
用个体人物拍摄时代变迁
陈可辛决定解决这些问题。虽然《夺冠》的故事主人公袁伟民、郎平和陈忠和已经确定由吴刚、巩俐、黄渤饰演。但他还需要解决一个难题：找谁饰演80年代的女排运动员？
方向确定之后，剧组三个选角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的排球队、体育院校见了2000多名运动员，从中挑出数百名试戏。陈可辛从这数百人中几次筛选，最终确定十余人，扮演中国80年代的女排运动员。同时，经过协调，他得以起用现任女排国家队集体出演电影。
拍摄前，陈展找来孙晋芳的传记看，觉得自己的个性和孙晋芳很像，都很直率。此外，她和孙晋芳一样，有过不被教练看好的经历。“她（孙晋芳）的身体条件也不突出，我刚进队的时候，也有教练说我个子小，不适合打排球。”陈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不同的是场上位置，陈展在队中担任自由人，孙晋芳是二传。这二者间的技术差异很大。为此，陈展专门训练了一些“二传”的常用动作，以及一些80年代才有的，现在已经被淘汰的排球技术，比如“左手勾飘球”。
开拍前一周，陈可辛还在匹配演员和原型。墙上贴着原型和演员的大头照，他将照片来回挪动、匹配，找最“神似”的演员。“比如现在演周晓兰的演员，本来演张蓉芳，后来她减肥减了有十几二十斤，发现她气质更像周晓兰，最终她演了周晓兰。”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陈可辛已经当导演29年了，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素人主演。他请来一位表演指导，教素人演员演戏。一些表演指导调教演员的方式，他看了亦觉得神奇，“譬如要哭的戏，原来都可以用体能去调动。你哭不出来，前面就先用体能，大家去用力去对抗，像摔跤一样，出了一身汗，然后你才能哭出来。”
作为已经北上15年的香港导演，陈可辛现在已经可以熟练移植曾经用个体人物讲述香港变迁的方式，来讲述内地的变迁。21世纪初，陈可辛刚来内地拍片那会儿，不是这样的。
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市场迅速下滑，而伴随着院线市场化改革，内地电影市场在迅猛增长。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英雄》收获2.5亿票房。“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来内地可以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陈可辛回忆。
2003年，一纸《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催生了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陈可辛、周星驰、王晶、杜琪峰等香港导演纷纷北上。只不过，彼时内地最卖座的电影，是陈可辛并不擅长的武侠片和贺岁喜剧片。
初到内地，陈可辛没有选择去拍武侠和喜剧，而是在熟悉的爱情片中，加入歌舞元素，试图以此打开市场。他曾在提到《如果爱》时说，“说到爱情片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买碟回家看，于是，我想通过华丽的歌舞场面把观众请到戏院中”。这种策略没能成功，《如果爱》上映时，遭遇陈凯歌的《无极》，最终票房只有3000万元。
首次试水失败后，陈可辛拍摄了他此前从未拍摄过的动作片《投名状》和武侠片《武侠》，结果依然不如人意，“虽然我还是能把握自己想讲的东西，用古装的形式去接我自己的地气，但这是很吃力的。”陈可辛说。
韩三平记得，陈可辛除了爱谈电影，还很爱谈内地电影市场、观众需求。有次陈可辛对他说“把香港电影拿到内地，让内地观众喜欢香港电影，这理念不对。要把香港的电影工业、商业发行技术，与中国内地的文化感觉相结合”。
适合陈可辛的时代来临了。他回到了在香港擅长的创作方式，用个体故事作为切口，去讲述中国近些年时代、社会的变迁。“不是我没经历过，我就拍不好。我在哪里拍电影，都需要抓感觉，无论是今天拍《夺冠》，还是哪天拍阿波罗登月，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课。且电影是一个群体的东西，导演其实是给一个判断跟方向，你的团队会给你提供很多的选择。”陈可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体育电影的空白与重建
陈可辛要求，重建尽可能还原当年的样貌。而当时，恰逢漳州训练馆拆迁，要拆掉原址改做博物馆。于是，创作团队用卡车，将拆迁后废弃的竹地板从漳州拉到顺义，用在重建的场馆中。这些地板，就是当年郎平训练时的地板。陈可辛前期采访80年代女排队员时得知，这些竹地板边缘有毛刺，女排有时训练完，整个脚都是刺，血肉模糊。
郎平的女儿白浪小时候，曾和母亲去过漳州训练基地。今年，她走进重建的基地那一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拍1981年“中日大战”那场戏时，她有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1981年，自己就是郎平，在参加那场比赛。
经过这次拍戏，白浪更理解了母亲，“我妈就像一个大冰山，你在上面只看到一点点，但是在水底下（的部分）非常大。拍完这个电影，我更理解我妈妈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白浪说。
像陈可辛这样下功夫还原历史场景的体育电影，在中国是罕见的。一直以来，尤其是近年，鲜有导演愿意拍摄体育电影。人们提到体育电影，除了谢晋的《女篮五号》和张暖忻的《沙鸥》这样的早期作品，再也想不到其他。
实际上，中国的体育电影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民国时期，就诞生了第一部体育电影《体育皇后》，主题是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体育救国”。这与彼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影片拍摄前，刚发生“九一八事变”。
1949年到1966年期间，体育电影和彼时众多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教化意味。故事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代表如谢晋《女篮五号》，使用对比的手法，表达旧社会的糟糕和新中国的美好。影片中，主人公在解放前因不接受老板“打假球”的要求，被黑社会暴打。解放后，主人公成为上海女子篮球队的指导，讲原则也能施展抱负。另一类代表如《冰上姐妹》《两个小足球队》等作品，故事模式是集体对个人的改造。比如在《两个小足球队》中，主人公王力个人主义突出。一次比赛中，他因不团结同学，频频失误，被集体抛弃。最终，他在班主任和家人的劝导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归集体。
陈可辛在筹备《夺冠》的时候，也发现并没有太多的中国体育电影可供自己参考。“看了一下《沙鸥》，是看那个80年代的状态。除此之外真的没看过中国体育电影。”陈可辛说。
1979年，出现了“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体育电影《乳燕飞》，故事以体操运动员王维俭为原型，讲述一位运动员克服重重挑战为国争光的故事。从此，体育电影最常见的主题，又回到了它在中国诞生之初的“强国叙事”，尤其是在80年代初，中国女排项目等体育项目屡屡取得成绩之后，围绕体育的电影、新闻、文学的精神内核，在80年代皆大致如此。
此外，在“文革”刚结束的几年，亦有体育电影在“强国叙事”的同时，延续了彼时的伤痕、反思主题。其中代表是《排球之花》和《剑魂》，讲述了老一辈体育人，在“文革”时期遭遇压制、伤害，拨乱反正之后，老一辈体育人又积极复出的故事。
90年代之后，体育电影的主流依然与“强国叙事”紧密相关，但支流越来越多元化，一些诸如《黑眼睛》《我的九月》等作品充满人文关怀。影片《我的九月》，讲述了一个内向、自卑的小学生安建军，在体育老师的包容和鼓励中找到了归属感和自信心。
个人情感大于一切
陈可辛明白，《夺冠》如果要吸引人，除了此前考量的选角、真实等因素之外，还原真正的竞技场面也是重中之重，但这很难。他解决竞技场面难题的方式，是让真实回归真实，比如，在拍摄中国女排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镜头时，他就让中国女排国家队的现役运动员直接出演。
《中国合伙人》上映时，恰逢“中国梦”的概念提出。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正在酝酿，北京的咖啡馆里到处都在讨论创业、融资。
他个人看重的，是能否在电影中融入自己的表达。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中国梦”还没有被提出，创业潮也尚未开始，在那之前，他只是一直想拍一部中国版的《公民凯恩》，找了很多题材，发现野蛮生长中的一代企业家，有众多“贪腐”“政商交易”的故事，有意思，却无法摆到台面上。互联网创业精英的故事中，又充斥着并购等观众看不懂的内容，直到韩三平给他提供了一个英语学习创业的故事，他终于觉得可以拍摄。
对于即将上映的《夺冠》，他坦率地承认这是官方欢迎，而民间也能从中找到情绪共鸣的那种电影。但他更愿意聊的，还是他对80年代的着迷，以及16岁时自己在曼谷体育场边见到中国女排上场的那一幕。他仍然愿意，也有能力把一切宏大叙事幻化成个体情感的经验体悟。
2018年夏天，女排世锦赛在香港站的比赛，陈可辛又一次出现在赛场的观众席里，不时鼓掌、叫好，身边坐着他妻子吴君如和父亲陈铜民。这天，郎平也在现场，只不过不再是那个扣球凶狠的队员，而是一名教练。此刻，距离陈可辛第一次在曼谷见证中国女排出场，已经过去了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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