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围绕着“水门桥”的特定空间，“三炸水门桥”的故事直面了攻与守的矛盾冲突，在“以弱攻强”中的智慧和勇气，反复拉锯中的顽强与坚毅，展现和建构出战斗跌宕起伏的过程和意义丰富的层次，志愿军战士的无畏与热血，“舍生忘死保和平”的英勇壮举产生出崇高的悲壮感，让我们理解了英雄就是心系祖国，保卫和平，舍生忘死的平凡人。冰与火的淬炼让我们看见了志愿军先辈的鲜红战旗和热血的英雄传奇。
《长津湖之水门桥》延续了前作《长津湖》战争史诗大片的气质、风格与制作水准，同时又更为深入聚焦“水门桥战斗”。除了与前作的必要衔接和首尾呼应，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内容，充分展现了“长津湖战役”中的“水门桥战斗”。
“水门桥”是一座水电站，是长津湖战役中美军陆战第一师撤退的必经之路，是整个战役中能否全歼敌人的关键点，志愿军“三炸水门桥”构成了故事的基本结构，与水火不容的敌人，与冰天雪地的环境，但是要真正打开这场战斗的外壳，展现和建构出这次战斗跌宕起伏的过程和意义丰富的层次，却并非易事。我军完成任务主观上的坚定意志、忘我牺牲、英勇战斗与客观上的重重阻碍，以及最终并未阻止美军撤退的史实，让呈现这样震撼人心的战斗处于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并未真正完成的任务”的限制下，这需要将价值观和叙事策略处理好，将人物塑造好，凸显出共鸣感与可看性，需要在矛盾中把握好尺度。
三炸水门桥战斗的跌宕起伏与意义丰富的多层次
在故事的层面，执行任务的志愿军、七连的战士们首先就要面对攻与守、炸与修的矛盾。以弱攻强，钢少气多里的辩证关系，我们借用电影中的段落这样描述：第七穿插连“钢少”但叫钢七连，敢于与强大的敌人战斗并敢于胜利，但敌人最后依靠空投的大型钢架结构修好了水门桥，我联想起《金刚川》里我们的血肉之桥，两部电影里多次展现的敌人飞机的制空权给我军造成的巨大威胁，这又会让我们痛心不已。
电影里有一个细节，面对敌人的直升机，余从戎和伍千里有一段对话，余从戎说“我们要有这些新装备，一定整得比他们强”，伍千里说“迟早的事”。这让人不禁想到故事之外，想到现实和当下强军强国之路中不断出现的“直九”，“武直十”，“歼20”战机，“运20”重型运输机、航母等先进武器装备。“气”是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底气，但与时俱进的我们也不能再吃“钢”少的亏，今天的中国已是如先辈们所愿的盛世模样。
冷酷的战争与保家卫国的热血，战争与和平也是矛盾和辩证的，《英雄赞歌》里有一句歌词：“舍生忘死保和平”。钢七连要完成任务要战胜敌人，这在电影中具体化为若干次连级战斗。随着战斗的进行，在水门桥这个局部，敌我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客观军事力量对比上，敌人越来越强，七连越来越弱，但七连的战士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不仅要斗智斗勇，更要拼意志和信念，到了战斗最后“舍生忘死保和平”的英勇壮举产生出崇高的悲壮感。
徐克曾在《智取威虎山》“夹皮沟”一战中，很好地展示了空间清晰、细节丰富、动作富有奇观性、叙事节奏好的影像叙事，很好地处理了攻与守的关系，颇有一点《七武士》“以弱守强”的原型感。在《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徐克围绕水门桥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以弱攻强”、反复拉锯，“三炸水门桥”的故事依然很好地处理了攻与守的矛盾冲突问题。桥南、桥北、制高点、敌人指挥所、管道、水泵站等空间感都很清晰，七连几次进攻的目的、策略和执行过程展现得也很明确;而且，进攻中出现意外的情况，以及敌我双方的博弈和“捉迷藏”都让战斗的过程不是按图索骥，而是扣人心弦。进攻的牺牲和忘我，进攻的难度与不确定性，让电影叙事充满戏剧性，战斗过程完整紧凑又曲折多变。敌人的燃烧弹与火焰枪，志愿军战士的无畏与热血都让这片冰天雪地有了“温度”。战斗，一次次忘我的战斗，英勇的牺牲，让普通一兵成为英雄，让我们知道了英雄就是心系祖国，保卫和平，舍生忘死的平凡人。在矛盾与困难之中，冰与火的淬炼让我们看见志愿军先辈的鲜红战旗和热血的英雄传奇。
革命史诗中的“微传奇”与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长津湖之水门桥》有其史实背景与现实主义基础，战争的冰冷与残酷、冰雕连的悲壮，敌人撤退的必经之路，志愿军付出了巨大努力被现实条件限制，没能全歼美军陆战第一师的史实，这些“大处”必须“不虚”。但同时，作为类型意义上的战争片，又要有丰富细致的战斗细节，有对战争场面和敌我博弈的展现策略，“小处”又可以“不拘”。
《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联系在一起，共同具有了战争史诗传奇的特征，其吸收了中国电影，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传奇叙事”的元素：比如，钢七连的英雄气概，战士们的坚强意志与突出本领，群像英雄的个性与团队合力，兄弟情与战友兄弟般的情谊，英雄的牺牲与“不死”，战士组成人肉炮架，整个连队最终战斗到清点人员名单时的“实到一人”。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内容又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平河的狙击与爆破，余从戎烈火中的永生，梅生的失明与驾车扎入敌营，伍千里最后一炸的孤胆英雄，伍万里在敌人火焰枪下的“解冻”，红围巾的警示与象征等。这些符合艺术真实而又具有奇观性与浪漫主义气息的内容，武可热血、文可共情，延续了在“有敌我”的基础上“有战争”的中国战争电影传统并发展到了当下的新境界。
《长津湖之水门桥》另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征是既具体而微，又以小见大，采用的是史诗背景下的“微传奇”叙事策略。电影带着观众探微索幽，逐步展开了源于历史又极具传奇性的战斗过程与战斗细节，“微传奇”成为类型元素具体化的叙事手段。尽管“传奇”与“类型”具有内在的耦合性，但在叙事模式这一层面上，类型往往更占据主导性。
我们知道，“传奇”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可以说是从魏晋志怪小说发展为唐传奇小说以后，一路演变而影响深远，被认为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主导性范式之一。这种叙事范式主要以世情生活中的“奇人奇事奇情”为基础，融入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通过一个尽可能曲折复杂的悲欢离合故事，以离奇又令人动容的情节设置表达道德主题。由是观之，传奇叙事的根基在伦理道德表征，这使得其在价值表述上带有一些前现代性色彩，而类型电影是现代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双向互动的产物，在新的产业环境和现代化的全球语境中，更容易被观众接纳。在新世纪之后，革命传奇正在类型叙事的语法中提高，它以一种“微传奇”的形式附着在类型中。更直接一点说，“微传奇”转而以局部存在的方式附着于类型之中，它仍然保留了传奇的某些形式表征和桥段设计。比如，《长津湖》两部作品，包括《狙击手》和之前的诸如《铁道英雄》《智取威虎山》《悬崖之上》等电影作品，英雄人物的设计往往带有“侠”的传奇感：战斗英雄、神枪手、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潜伏者等。革命英雄传奇中的英雄人物在读者中间耳熟能详，他们的外貌、行为以及性格，能唤起读者对于传统武侠小说、英雄传奇中的英雄大侠的记忆。他们寒衣铁马遁迹匿影，身手不凡锄奸扶弱，在革命历史传奇中，与前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所有“侠义行动”源于内心的坚定信仰，是指向一个终极神圣的战斗使命或革命任务。
《长津湖》上下部之间，《长津湖之水门桥》的结构，都在一定程度借鉴了传奇叙事的章回体结构，“三炸”逐层推进叙事，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因叙事展开不够，可能导致的重复和匮乏的问题;或者因信息量较大和戏剧冲突密度较强而可能导致的故事清晰度问题。同时，群像人物具有传统传奇中的侠义群体元素，叙事上又将局部悬念感与普遍道义性结合在一起，“文戏”融汇了兄弟情、战友情、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情感这些“情本体”，进而通过“情”对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凸显，都找到了很能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讲述的内容和方式。
进一步说，局部存在的“微传奇”还体现为一种传奇叙事中的“离散—相逢”情节范式。伍氏兄弟的生死离别，首尾呼应的带骨灰归家的段落，伍千里与伍万里雪地里冻在一起，被火点燃后又生死两隔，梅生对妻女的牵挂与分别，七连的生死名册与战友们的生死离别，七连与九连、与炮营的相逢与分别等等这些电影里内容，很好地表现出这一情节范式。
在新语境中，《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作为新主流大片、重大主题创作，其革命历史战争叙事范式的更新，具体又可以分为三条路径：其一，类型元素：大制作、奇观化、明星制等的使用;其二，将传奇叙事导向类型模式，比如战争片等;其三，用“微传奇”内嵌于具体和局部的类型叙事之中。这些建构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国产电影的题材视野和叙事策略，但这又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有着矛盾性的多种元素如何结合形成一个更有机的统一整体，对中国电影人来说，这也可谓一种冰与火淬炼。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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