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永玉，有许多传说，比如一个来自湘西凤凰古城的穷小子娶了漂亮的将军之女，比如他创作的猴票所缔造的集邮史上的奇迹，以及他与表叔沈从文的一些过往等等。
(相关资料图)
还有那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在文革时期是被批斗的“黑画”，如今却几乎成为所有少儿美术课堂里画猫头鹰的范本。
那股调皮劲儿，昭示着老头儿一种值得玩味的人生态度。
前些天，传来了99岁的黄永玉仙逝的消息。我拿起家里那本《给孩子的动物寓言》翻看，感叹这是怎样一位剑走偏锋，笔峰奇绝，带着些玩世不恭，又不按牌理出牌的老头儿。
1924年出生的他，与金庸、李丽华同龄，和这两位都曾是知交好友。这些极富个性魅力的人物之间的交往，不知究竟是怎样一番景况？
可惜在追溯老爷子的生平经历时，好像很少人提及他1948年去往香港，在长城电影公司那段短暂的“触电”经历。
这时，我想起家里那位费力收集、视弱珍宝的那一箱子《长城画报》。
我翻箱倒柜，希望从这些尘封的旧杂志里寻找一些雪泥鸿爪。
据曾写作黄永玉传记的作家李辉说，黄永玉曾在《长城画报》当过撰稿和编辑，当时除了用“黄永玉”“永玉”署名外，还用“张观保”“观保”作为笔名。
另外，他在长城公司担任编剧的唯一一部作品《儿女经》里，署名黄笛。
根据这些线索，我果然在找出了一小摞与之相关的画报，集中在1951年8月第8期，到1952年6月出版的第17期之间。
手中的这最后一期，正是黄永玉担任编剧的《儿女经》电影特刊。也正是在这部电影上映之际，黄永玉感念故土召唤，携家人离开香港来到北京定居。
《女儿经》电影我未得窥见，但《长城画报》上这一期刊载了一篇电影小说，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这部电影的内容。
电影讲述的是一对夫妇养育7个孩子的故事。故事中的父亲由平凡饰演，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整天忙于工作、写稿养家，无暇顾及孩子。龚秋霞饰演的母亲忙着各种柴米油盐，疲于奔命。
7个孩子各有各的顽皮，各有各的问题，各种乱七八糟的状况搅和之下，这个普通的家庭一地鸡毛。父母对子女先是听之任之，后来调整教育政策，变为棍棒教育，发现问题百出。
《长城画报》上描述这部电影是“一部深含教育意义的喜剧”，并说明其含有“讽刺”意味。
“讽刺喜剧”这样的基调显然是非常符合黄永玉了。他一直都很喜欢漫画的风格，看看我手中这本《动物寓言》就很明显了。
在他生平偶然试水的电影孤本中，他的个人趣味和风格也得到了彰显。
从我读到的资料来看，电影中有很多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能表现出那种既接地气又跌宕起伏的喜剧感。
石慧饰演的长女大明，是一位正值青春叛逆期的中学生。她渴望以便宜的价格得到同学转让的一辆二手自行车，向同学夸口父亲一定会买给她。但家里实在捉襟见肘，车没买成，受到了同学的嘲笑，家人也指责她不懂事。
由大明引出了重要的故事线。单车、儿童、现实主义的表达等元素，让人有点联想到《偷自行车的人》。
大明把借来的自行车弄坏了，找到“擅长修理”实则“擅长拆卸”的二毛，结果当然是越修越坏。然后三毛、四牛也不消停，素喜跟人打架的三毛受伤流血，家里发生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的状况。
被称为“长城二公主”的石慧当时才19岁，已经凭借《一家春》《百花齐放》崭露头角，又因为在《儿女经》中的表现被长城公司颁发一座“金像奖”，在其中的表演受到了众口交赞。
看她的很多照片，给人印象是非常文静、乖巧的古典美女，但在这部剧里，《长城画报》给她贴的标签是“女阿飞”“牛女”，在剧里她又是逃学，又是迷恋物质，受人诱导打牌、去舞厅跳舞，演出了不一样的气质，可见石慧演技的可塑性。她还演唱了片中的三首插曲。
如果说“喜剧性”体现在一家9口鸡飞狗跳的生活化细节里，那“讽刺”的就是忽视教育问题的家长。
《长城画报》里这样写道：“孩子们的教育，应该是家长们所最应注意的问题，可像片中的颜先生，便因为生活的担子太重了而忽略了应尽的责任，只管生下来而不顾教养，结果便很容易使孩子们流为野蛮顽皮，这部片子的剧旨，便在乎提醒那些没有尽责任的父母们，教他们要好好地注意教育他们的孩子。”
导演陶秦也写道：“做父母的想把孩子管好，是不能采取最方便的办法的。普通‘严厉’的父母采取一种刑罚来管教孩子，打、骂，甚至禁闭；当然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然而第一，这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发育，第二，好奇心的驱使，为了对压迫的反抗，他们会做出一切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来，这些事情往往会使做父母者无法收拾。
还有一种特别“慈爱”的父母，采取一种不理态度，然而这种由孩子自由发展的方法，如果在不好的环境里，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
黄永玉也以“黄笛”的署名发表了一篇编剧感言，说明写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是得自于身边一位好朋友的亲身经历，然后他敏锐地指出了教育话题的重要性——
这是个家庭问题，未尝又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观照个体、家庭，以伦理切入社会话题，在遥远的一隅接续文化想象与国族认同，也很符合左派影人当时在长城公司一以贯之的创作脉络。
也许正是这种敏锐的嗅觉，再加上长城公司全体制作人员的耕耘，影片在1953年圣诞和新年伊始上映，大获成功，据说还打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
《儿女经》连同另外一部影片《蜜月》，“同期上映的所有西片和国片的售座记录都被这两部片子断然压倒……港九的首轮影院和海外各地的片商更因此而纷纷向长城要求获得其他新片的映权，展开了1953年长城出品的映权争夺战”（引自豆瓣）。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城画报》这个“《儿女经》特刊”中，有一篇《谈儿童演员》的文章占据挺显要的位置。
编辑题记“我们特请姚馥兰小姐撰写了一篇关于儿童演员的特稿，谈谈儿童演员在电影艺术中的重要性”。署名“姚馥兰”的就是金庸，他在《长城画报》曾写作一系列影评文章。
黄永玉和金庸曾在《大公报》共事，他们《大公报》的另一位同事梁羽生这样评价他俩，“金庸是大侠，黄永玉是怪侠”。
黄永玉在《速写因缘》一文中，曾有寥寥几句回忆到那段时间在香港的日子，“我原来靠投稿过日子，后来在一家报馆当非永久性的美术编辑。又为一两家电影公司写剧本，为他们的电影画报每期画四幅速写。有时人物，有时风景。”
“为一两家电影公司写剧本”，说明黄永玉除了给长城公司写剧本之外，或许也还和其他公司有过合作，但这对我来说就无从考据了。
他在《长城画报》上的人物和风景速写，翻看手头《长城画报》则还是能欣赏到许多。
“影人素描”专栏，他画过夏梦、严俊、董克毅、李萍倩、舒适、平凡、韩非等等。在“影人生活素描”这个栏目，他又写又画，第一篇写的是影人平凡，描摹他朴素、清俭，虚心用功的生活。
黄永玉去平凡家里参观，画下他家里的陈设，纪录和他的交流。从文字到画面，简短的篇幅，使一位电影演员的形象跃然纸上。
风景速写，他画过“湾仔半山鸟瞰全景”“九龙钻石山脚木屋”“坚尼地道”“花园道山景”等等，观看这些画时，如沐浴着浓重的香港旧日风情。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永玉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幕后影人特写”栏目里，黄永玉写的《“灯光祖宗”费关庆》。
这篇文章非常具有幽默感，写这位老费“儿孙绕膝、十代同堂”，而他的徒子徒孙们实际是那一盏盏的灯，字里行间彰显了这位电影工作者的泼辣、敬业、热情和达观。
另一篇是《漫画卡通兄弟》，黄永玉写得声情并茂，介绍了中国动画的奠基人万氏兄弟的创业、奋斗经历。从他们的经历中，也可窥见中国动画片筚路蓝缕的拓荒之旅。
文章中还带着黄永玉自己很多的经历和感悟，也展现了新中国建立，新时代到来，他爱国和进步的拳拳之心。
另外还有像“电影摄制进行曲”这样的栏目，黄永玉用漫画的形式，介绍电影幕后创作的方方面面。
在他《儿女经》的编剧阐述文章之中，非常谦虚地表明，于这一行只是个门外汉，多亏陶秦导演的帮助，才使他的剧本更符合电影的摄制规则。
但从《长城画报》中可以看到，他在与影人的接触，在对电影幕后的了解中，正像海绵一样快速吸取这一行的各种要素，“门外汉”很快就可以跨过门槛登堂入室。
也难怪同在长城公司的费穆导演惜才爱才，曾一度建议他专职从事电影事业。费穆去世时读的正是黄永玉《海上故事》的剧本，准备将之改为分镜头脚本。可惜他最后倒在了稿纸上，再也没有醒来。
我有时候想，如果黄永玉没有收到表叔沈从文的信件，不曾离开香港，回到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那他或许能继续和电影的缘分。
或许他会成为在《儿女经》里担任美工的胡金铨一样的大导？
不过凭他那种水火相济的湖南凤凰城小子的个性，肯定是和胡导截然不同的风格。另外，他的电影应该也少不了各种各样喜剧的元素。
但那毕竟都只是假想了，绝顶聪明的他又到另一个地方创造传奇去了。香港，毕竟只是这位无愁河浪子羁旅生涯中的一站。
A brief encounter，黄永玉和电影。短暂的邂逅相遇，未必都是永恒。但终究留下了一些岁月的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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