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快乐都是上影节给的。
已经习惯了在黄梅天的上海，撑着伞在不同的影院之间赶场，争分夺秒、雨中狂奔，对影城到大光明再到天山的公共交通以及各影厅的冷气程度如数家珍，可是明明下一场快要赶不及了，还是要坚持要等到字幕走完和所有人一起鼓掌……是的，影迷的快乐总是如此简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好消息是，今年的上海下雨的日子不多，我们迎来了一个空前晴朗的上影节。每每观影结束，从黑暗的影厅走出来，看着当头的蓝天与烈日，都有种恍惚而幸福的感觉。
或许这正是电影节对每个爱电影之人的意义：我们从电影走进现实，从一种生活走进另一种生活。
回顾这刚刚过去的十天，似乎处处都是华彩的时刻。
在大光明的银幕上看到4K修复版的《悲情城市》，一直听完那首熟悉的经典的片尾主题曲，整个人从身到心，也像泥沙一样深深地陷进座位里。那种感受如此厚重，如此悲怆，一切关于时代的回忆，都如汹涌的巨浪般扑面而来，将人淹没。
而在看完《杀人回忆》后走出影院，终于迎来阔别已久的冷雨夜。沉闷的影像跳出银幕，变成挥之不去的、潮湿的空气。上海的梅雨季又来了，这像是上影节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我们告别。现实和电影再次同频共振，电影不单是电影，也变成一场梦，一次久别重逢的仪式。
在今年的诸多经典重映里，我个人尤其印象深刻的还有日本导演伊丹十三的作品回顾展。
他的大部分电影在豆瓣的观影人数甚至不足五千。或许你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未必看过他的作品。
但在上影节，他的电影场场爆满，每一次全场观众一起捧腹大笑的时候，我似乎也能回忆起自己喜爱上影节的初衷：一个人看电影太孤独，我们渴望在黑暗中同哭同笑。
而每每在上影节看到如此精彩好看的老片，也让我忍不住心生感慨：这些作品对于影史来说或许是“旧”的，但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还是全新的。好电影永远也看不完，还好我们能在上影节的大银幕上，重新与它们相会。
当然，经典重映能体现出一个电影节的底蕴，而对新片的选择，才更能体现出一个电影节的影响力和审美。
最近大家都很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胡歌和大鹏拿到了本次金爵奖的影帝“双黄蛋”。
大鹏在《第八个嫌疑人》里，扮演了一名穷凶极恶的匪徒。
从意气风发的建筑公司老板，到铤而走险的银行劫匪，再到功败垂成、泯然众人的逃犯，人物的每一层转变都被塑造得细腻、真实、有层次感。
尤其到了影片末尾的一场重头戏，陈信文站在烟花照不到的阴影之处，愤怒而残忍地恸哭。他似乎已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濒临绝望的野兽。那种狠厉和痛苦，照见了人性的幽微之处。
大鹏对角色给予了相当深刻的诠释，也贡献出了十分颠覆的、有力量的表演。甚至一度很难相信这是大鹏，这实在是你从未在银幕上见过的他。
胡歌在《不虚此行》中的表现，则恰好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这是一部非常生活化的电影，他扮演的也是一名普通人。
影片中有一句台词，“大部分人的人生只有无尽的第二幕，不会迎来第三幕的高潮”。而对于演员来说，如何演好一出没有高潮的戏，如何以一个平平无奇普通人的身份来胜任主角，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
胡歌为自己的表演做了很多减法，但是表演的情感浓度却丝毫没有被削弱。他很内敛，很克制，也很静水深流。看似平凡内向的外表下，内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闻善一直在别人的人生里扮演着“观察者”的角色，也在自己的人生里探索着“创作者”的角色。看似角色和故事之间有距离感，演员和角色却没有距离感。他演出了现实和理想的挣扎，小人物与主角的矛盾张力。当观众真正能与这个沉默而温暖的男人共情时，这部电影就算是“不虚此行”。
两个角色，两种表演风格，在同一个舞台上得到褒奖和肯定，这足以看出评委们的视野和包容。在这里，“好”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它具有更开阔的定义，指向更多的可能性。
假如你也和我们一样，关注了今年上影节的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入围名单的话，或许也会惊喜于其选片风格之丰富和多元。
无论是影片的题材、类型和形式，都层出不穷。有犯罪类型片，有轻喜剧和家庭剧，也有相当实验风格的文艺片，乃至于剧情长片之外，也有三部短片的合集。
有91岁老导演山田洋次的新作《你好，妈妈》，也有94年青年导演陈仕忠的处女作《寻她》。
有群星熠熠、一票难求的华语新片，也有看似小众的印度、伊朗、俄罗斯电影，通过上影节的窗口，被更多的影迷找到。
年轻、多元、国际性是整体的大趋势。
另一方面，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了更为丰富的女性主义表达。
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编剧的《658公里、阳子的旅途》无疑就是一部充满了女性主义关怀的作品。
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部“大女主戏”，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可以说是女主角菊地凛子的一场个人秀，她扮演了一名社会边缘化的中年女性，借由丰富的肢体和台词，表现出了角色身上的那种创伤、神经质和撕裂感。
在形式上这接近于一部公路片，但和常规的公路片不同，影片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女主和路人建立关系的过程上。反而旅途对她而言，更像是一次残酷的社会化“矫正”。过路人像泥点和刀子，沉重地打在她身上，将她撕裂开；又变成丝线和棉花，重新将她缝合、填充。
在背景台词里，我们得知了女主角所经历的双重伤痛，一是父亲去世，一是故乡所经历的海啸。而与此同时，她自身也经历着身份和性别的困境：一名独自到大城市打拼的、心怀梦想的年轻女性，最后是如何变成了不敢出门、完全失去了社会化功能的社恐独居者。她试图“独立”，试图在更大的环境里成长，最终却选择了自我封闭，陷入了绝望的退行。
假如没有这场归乡的葬礼，或许到了晚年，她会变成另一个大林三佐子，故事的走向也会演变成《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的悲剧。
好在影片还是以一种冷峻而有力的方式，给予观众希望：这是一个普通女性创后重建的过程，如何打破自己的壳，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在被伤害后再找到疗愈的力量。
刘伽茵导演凭借《不虚此行》拿到了最佳导演。这部电影并没有涉及到太多的性别议题，但我们却能在作品里看到一名女性创作者的细腻和“灵性”。不经意的几处零笔，都能看出对日常生活敏锐的观察与捕捉。
而纵观全片，我们亦能感受到一种既巧妙又工整的文学性。角色、故事和文本之间的互文，层层嵌套在一起，极为精巧地隐藏在一篇又一篇的悼词背后。导演借由“闻善”之口，写出了创作者的困境，传达了自身对于创作的诸多思考，而这本身也代表了另一种“她”创作的价值和审美取向。
《寻她》将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南方蔗村，讲述了一宗由女婴失踪所引发的悲剧。寻“她”所寻的，不仅是一名被溺弃的女婴，更是旧的历史语境之下，一名普通母亲的自我意识觉醒。
90后导演陈仕忠选择了以一种比较类型片的方式，来切入这个相当尖锐有力的性别议题。
同样讲述的是“母亲”，山田洋次导演的《你好，妈妈》则要轻松诙谐得多，甚至让美丽的吉永小百合，上演了一出浪漫而纯真的黄昏恋。
山田导演在映后谈里提到，拍喜剧很难，沉重的题材反而更容易。而在这一出他最拿手的庶民喜剧里，当失恋的母亲独自望着庭院里的烟花落泪时，你也会感受到一种温情而疗愈的力量。
西班牙电影《遗迹的声音》，则是从留守母亲的视角，讲述了一出传统文化式微的悲歌。母亲坐在窗边，望着荒芜的田野，不再歌唱旧日的民谣。这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她在变成一座被风干的雕塑。母亲本身便是遗迹，她的歌声是被时代遗忘的历史。
这同样是一部女性导演的作品，且放眼整个主竞赛单元都相当独特。它在形式上颇具实验性和艺术性，更接近于一部剧情纪录片，黑白色调、音乐空镜、超现实的摄影和纪录片式的镜头交错。
将评委会大奖颁给这部影片，本身也说明了一种价值和审美上的取向。一种更超前、更具有作者性和艺术性的个人表达，是值得被鼓励和看到的。
在今年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焦虑贝鲁特》的短评区，我还看到了一段感触良多的话。
《焦虑贝鲁特》是青年导演扎卡利亚·加布尔的首部作品，它记录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过去几年在革命、战争、港口大爆炸、抗议示威中的变迁和风雨飘摇。看似技法比较稚嫩，却因为真实而充满力量。
虽然看过的人并不多，但不少人都提到了“珍贵”“震撼”。
也有人这样说：
“电影节的伟大就体现在这里。”
因为上影节，我们看到了这部异国他乡的中东纪录片，短暂地与一名黎巴嫩的创作者产生了连接，看到了他的世界。也因为这部作品，也窥见了历史与现实中的某一段黑暗与沉默。
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的视野、艺术性和独特性，很多时候也正体现在这里。你可以去抢大热门片、去蹲红毯。抢不到票也没关系。看看那些冷门的、小众的作品，依然处处都是惊喜。
一个电影节，究竟可以为自己的观众带来什么，它的答案应当是丰富的、开放的、有更多可能性的。它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追逐“最热的”，而是要提供一种前瞻和影响力，要展现过去，要映照现实，更要展望未来。
商业价值、思想碰撞、艺术审美，又或者，一个对话的平台，一种视与听的仪式感，一场关于创作的饕餮盛宴。这些都很重要。它们结合在一起，才真正决定了一个电影节的高度。
阔别近两年后，重新归来的上影节没有让我们失望。对影迷，对从业者，对每一位普通观众，它都是独一无二、浓墨重彩的存在。也只有这样的一场盛会，才真正会让我们感到“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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